我的家乡在龙港白沙，那里河道纵横，土地广袤。东塘下面那一望无垠由海涂围垦而成的咸土地里，盛产着番薯、各类蔬菜及西瓜、香瓜、白银瓜、甜瓜等等瓜果。老家农民基本是以种菜、种瓜为业，卖菜、售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。也许白沙的咸土壤、气候最适合甜瓜的生长的吧，于是种植最多、产量最多的要数甜瓜了。咸地出产的甜瓜，甜中带有丝丝咸味，还交杂一股淡淡的清香，香甜可口，清脆多汁，令人垂涎三尺。要是在炎热的夏天能吃上几口甜瓜，那可真是甜凉解渴，爽极了。炎炎的夏天就是甜瓜成熟的季节。
年我回到白沙的时候，母亲就长期在温州住院了，父亲医院之间，根本无暇顾及我们。两个姐姐都已经工作，她们非常懂事，尽管父母都不在家，她们还是带领我们课余为他人代工织布、织扁丝袋，副业所得除了生活必须开支外，余钱都上交给我父亲。暑假就是我家姐妹埋头织布，赚“大钱”的好时机。而每一机布织完一般都有几天的空挡，这个空挡姐姐是允许我自由的。甜瓜成熟的时候也正好是暑假放假期间，我的好几个女同学就是趁这个时候去卖甜瓜赚取下学期的学费的。我也常担心自己的学业，很怕某一天我母亲突然“走”了，我怎么办？我也想趁这个自由的空挡跟她们学卖甜瓜，好能攒点钱。
第一次跟着珍去卖甜瓜，我们先到方良农民瓜果聚集地，约出盟姐妹苏，她是方良本地人，跟着她能批发到既便宜又好的瓜果。在她的引领下珍批发来了甜瓜、少量的香瓜。那时甜瓜的批发价是每斤一到三分钱，卖出去是五到六分钱，卖香瓜会赚多点，但成本高点，批发价要五分左右，香瓜一般卖出八分左右，买的人相对会少点。珍批发了大概五十来斤的甜瓜、香瓜。然后珍挑着担子，我帮着吆喝，我们一路向南，到东庄、余家慕、朱家斗、张家堡那一带去卖，一天转悠下来，大概能赚到1元左右的钱。第二天接着跟去，珍赚了1元多。看到卖甜瓜赚钱也比较方便，还有卖不出去的，自己还能吃得爽，我心里也痒痒的，也想单挑卖甜瓜了。但是卖甜瓜需要箩筐、扁担、秤等工具，我家没有这些工具，我看到伯父家有，于是跟伯母借扁担、箩筐和称。伯母问我想干什么？我说想跟珍去卖甜瓜。伯母说，别看人家有钱赚就想学样，也得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力，人家从小就在田地里滚爬成长的，你一个“白脚肚”干不了这事的，再者你爸要是知道你去卖甜瓜肯定会骂的，你要想好，箩筐、扁担、称、本钱都可以借你，但万一被“日头气憋进（中暑）”生病了反而亏大点。
我们正在谈的时候，我堂二哥正好挑着一担弹好的棉花进来，得知我想卖甜瓜，笑得前俯后仰，他说你卖甜瓜？甜瓜卖你还差不多！然后指着那担棉花说：“这担棉花20斤，你挑着从家出发到凉排下转一圈回来，假如行的话，本钱二哥给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”。我用双手掂了掂担子，感觉不太重，心想太小瞧人了，这二十斤肯定能挑动，平时我去象岗粮管所买米，20斤大米用肩膀驮回来还是比较轻松的。于是我信心满满，跟二哥说凉排下人太多，也不好意思，我就挑着这棉花，往东塘走一圈吧。二哥说行。于是，我挑起担子，还没走出几步，就觉得肩膀勒得痛了，越走脖子越往里缩，我耸着肩，尽量用双手使劲往上托着扁担，挑着20斤的棉花踉踉跄跄往东塘走，后面伯父、伯母、二哥及邻居婶们都在那里等看笑话。刚走出五十来米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换肩膀了。后面不时传了哈哈哈、嘎嘎嘎的哄笑声，他们越笑，我越没信心，不停地换肩膀。伯父吼着责令二哥去把我拽回来，说踉踉跄跄的，踉跄到河里去，他心疼那担棉花。二哥跑过来一把夺过担子，挖苦说：“吃瓜你行，卖瓜肯定不行”。理想很丰满，现实明摆着，这力气活，我还真干不了。
自己挑不动，又想赚钱，曾好几次想跟珍说能否让我搭股一起卖甜瓜，但始终没有说出口。我心里有数，她一人可以挑的，何须跟我一起抬？挑担子是真功夫，每次看珍挑着担子颤悠悠地负重前行，累得气喘吁吁，我也于心不忍占便宜。所以卖甜瓜这件事，我就不了了之了。后来只要有空，我还跟着珍走街串巷卖甜瓜。珍对我很好，那些卖相不好的，磕碰裂了的都让我随便吃。买甜瓜的顾客都以为我们是姐妹，以为我偷懒，都会说你比她高多了，她每天汗流浃背，每次就见你动动嘴皮，帮着收收钱，怎不见你挑担子？珍都会笑笑说，我们是同学，她陪我来的。
卖甜瓜，看似简单，其实也比较烦的，时刻要提防偷窃，要是有一大群人围上来就要注意了，这个问瓜熟不熟，那个说吃“称头”（缺斤短两），有的人挑了称了又嫌大嫌小，有的称了瓜拿走说回家拿钱，有的说钱已经给了你，反正各种办法都使得出来，趁把你搞得晕头转向的时候就把瓜偷偷拿走了。有一次，一个妇女买了一个香瓜7分钱，拿了一张2元钱，我们找不开，她说你反正都会来的，明天给你吧。而后，就再也没有看到她这个人了，后来的钱大概就没有给珍吧。珍虽心疼，但也无奈。最可怕的还是碰到调戏的，有的人过来买瓜，一边挑瓜，一边会夹带点“*”调，讨价还价间不忘带点“荤”的。只要不过分，我们也只能权当自己没有听到或者听不懂，露骨、过分的，我们也会呵斥。有次午后在朱家斗竹林下一边歇息一边卖甜瓜，走来三个流里流气的年轻人，他们停留在我们担子的不远处，先是用言语调戏我们，珍听不大懂蛮话，不知道他们说什么，我本来就是讲蛮话的，听得懂他们的话，觉得很难为情，但还是假装镇定，管自己跟珍又说有笑。那三人见我们俩没有反应，接着大声地对着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用半普通半蛮话喊唱着：“我是一个兵，来自老百姓，今年年龄二七八，老婆还没有定啊，老婆还没有定……”珍说这些人叽哩嘎啦唱什么呢，要买甜瓜就过来呗。我跟她说，那几个人说自己年龄二十七八了，老婆还没有定，叫你给他当老婆。珍说那不行，我们还是快走吧，她慌忙挑起担子，马上往村庄里面去，看到我们落荒而逃，那三人发出了放肆的大笑……
每次跟去卖瓜，我都是赤头顶烈日，没有戴斗笠，皮也晒脱了一层，人也晒得黑黑的。终于还是被我爸发现了，骂我晒成了“河蛤精”似的，警告我以后要是再出去在“毒”太阳下晒，要打断我的腿。再后来也就没有跟去卖甜瓜了。
时光如水，沧海桑田，四十多年过去了，而珍肩搭毛巾，头戴草帽，卷着裤脚，汗水湿透的花衬衫紧贴后背，挑着担子，走田埂，过马路，边走边叫卖的身影还时常浮在我的眼前……
作者简介
方晓芬，女，教师，龙港人，文学爱好者，有作品在苍南、龙港等地报刊、杂志发表。本文转自《芦苇的天空》，照片来自网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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