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河滩
下河滩
文/乔栋
吃了早饭爬山，喝完汤下河滩，这几乎是我在老家的日常生活。
今天傍晚下河滩，去的地方应该是我小时候队上种花生，种高粱，种梨瓜，种菜的地方。现在成了一个花园式的驾校训练场。
几十年过去了，物是人非，沧海桑田，但一些情景依然记忆犹新。曾经的沙土地，似乎适宜种以上作物。收花生的时候，跟着大人一起收。沙土地很虚软，一铁铲下去，或者一撅锄下去，就是一嘟噜花生，提着花生蔓，一抖，沙土就簌簌掉落，花生几乎就裸成一把，然后一颗一颗摘下来。那时还是生产队，收集起来再一家一家分。小孩贪嘴，等不得分到家，就剥了皮生吃。大人只虚张声势地喝斥一声，便不再管了。小孩能吃几颗呢？况且生花生毕竟没有炒熟了好吃。
高粱是那种散穗的高粱，就是那种收了高粱颗粒，瘪了的穗子可以用来做扫地笤帚的那种。这种高粱产量低，但高粱秆和穗子大有用处。没做成笤帚之前穗子紧连的那一截高粱秆，和穗子一起我们叫箭秆。那一截高粱秆又叫棒榔，有人用它串粑粑，也就是晾晒馍馍，蔬菜什么的厨房用品，还有人用它做工艺品。一个姓柏的乡邻，在他们家排行老二，就用它套做廊亭、宫殿，栩栩如生，惟妙惟肖。
不结高粱的穗子，就成了一个黑包，我们叫它霉宝宝。一般情况下，长成霉宝宝的高粱秆越靠近根部越甜，我们拿它当甘蔗。当然，那时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甘蔗，只知道它有甜味，就叫它蜜蜜秆。现在想起来，那种甜其实很有点恶水气，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刷锅水的味道。
那时的梨瓜，才是真正的甜瓜。比梨甜，比梨酥绵，离老远就能闻到诱人的甜香味儿。但它毕竟是瓜，没有梨那样多的水汁。而现在的甜瓜，不论名称怎么变化，叫得多么时髦洋气与当年的梨瓜比，相差甚远。
有一年初夏，我和几个小伙伴去河滩玩，不知有人故意引领还是无意撞见，反正是看见了有西红柿有黄瓜的菜地了。不知谁提议，说偷几个西红柿来吃。我胆小，不敢进去，就给他们望风。结果两个小伙伴刚进菜地，看菜地的人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来，大吼一声，堵了个正着。我也是严重失职，专职望风，竟然没有看见人来。现在想姨爷可能就在菜地里隐蔽处拔草，我们没发现。好在来人是我姨爷，也就是我姨夫的爹。也许一看见姨爷就感觉亲切，我竟然没害怕，也没跑。姨爷也没拿我们当贼，一边骂着瘪儿子，一边还给我们一人摘了一个既红又大的西红柿。我因此功过相抵，小伙伴不仅没有追究我的失职，还纷纷示好，说沾了我的光。这样一来，那次的西红柿不但没有贼腥气，还格外的吃得有滋有味。
也是，那时的西红柿，只要红了，熟了，就皮薄，软和。每一格都是满满的水汁，带着籽儿，一吸一大口，满口甜香。隔段上咬一口，又沙，又甜。略带一点酸，酸得恰到好处。而甜香味儿，简直上不封顶，下无底线。
那时，水果少，西红柿就是我们的水果。渴了，饿了，馋了，一个西红柿，啥问题都解决了。而现在的西红柿，就是个外表好看，色泽光鲜，有的还很有造型。但拿在手里，捏着硬，咬着也硬。也分格，但格子里没水汁，也少见籽儿。不沙，不甜，一股恶水味。用刀切，好像切的不是西红柿。爆炒，也干急炒不烂，很少有汁液。让人怀疑，这东西还是不是西红柿。
当然，那时候物资匮乏，水果很少，物以稀为贵，留下的都是美好的回味。现在水果非常丰富，把人都吃腻了，见啥都不稀罕了，也确实有心理因素。但不能回避的是，现在的水果、蔬菜造假太多，好多等不得成熟，为了抢个好价钱，人为催熟，用膨大剂，上色素，图斤两，求好看，见利忘义，失去了天然本色。徒有虚名，没有其实。有的为了保存长久，还用甲醛之类的化学东西浸泡，真是丧尽天良。
其实不光水果蔬菜，人本身也有好多造假。隆胸、肥臀、垫鼻梁、戴假发、割双眼皮，不一而足。表面似乎好看了，但已经不是爹妈给的原装货，失去了本真。如果深度接触，还不知道会遭遇多少假货假部位。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
写文章讲求开门见山，忌讳开门见滩一溜烟，漫无天地。而我在故乡的河滩溜达，思维却像金陵河和她的滩涂一样，恣意流淌，思接八荒。
训练场，其实没有几辆车。月季花倒不少，而且开得正盛，在一片绿里，格外艳丽。我独自一人，在偌大的训练场里散步，偶尔隔窗看到学车的美女和帅男教练，莫名地感觉他们倒不像在教练学车，而是情侣漫步。眼前的情景和我记忆中的往事蒙太奇一样闪动切换，让人不由得感觉如梦如幻。
夕阳西下，夜幕降临，真的离梦不远了。
乔栋，笔名仁达。宝鸡金台人。陕西省作协会员，宝鸡市作协理事，金台区作协副主席。先后在《延安文学》《当代小说》《秦岭文学》《文化艺术报》《民声报》《华商报》《宝鸡日报》等报刊杂志发表小说、散文二百多篇。出版散文集《看海》《从故乡出发》两部。